人才和环境的建设是最重要的

　　 基础研究有时很难规定具体的指标和完成时间，更忌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例如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曾提出几年内攻克癌症并投入巨资，结果是一场空。因为这需要基础研究很长时间的积累，现在人们预计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真正治愈癌症。费马大定理350多年才得以证明，而歌德巴赫猜想何时能解决更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很希望中国国内的成果有朝一日能获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这被称为诺贝尔奖情结。但是不宜制定获奖的时间表，而应把精力放在建设人才成长的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方面。1990年11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来厦门颁发该年度的陈嘉庚奖，在会上的发言和私下交谈中，他多次提到“中国科学研究的土壤不够肥沃，要使土壤肥沃起来”。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旦杰出人才源源不断涌现，科研环境宽松并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也就是土壤肥沃了，只要勤勉耕耘，就能结出丰硕果实，此时得诺贝尔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而土壤不肥沃，再拔苗助长也是无济于事。

　　诺贝尔奖得主往往集中在某些单位。例如汤姆逊28岁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第三任主任，后于1906年获诺贝尔奖；他的学生中8人得诺贝尔奖；卢瑟福的助手和学生中，14人得诺贝尔奖；卢瑟福的学生玻尔培养了7人得诺贝尔奖。这与这些单位的肥沃土壤、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面壁九年始破壁，在这九年中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丝毫没有受到我们经常遇到的那种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的干扰。

　　良好的学术环境还包括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国际间的同行交流，理论或模型与实验的配合等。各种因素中最关键的还是人才，有了优秀人才，才能制定正确战略，选择有希望的领域。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中，人才培养放在突出位置上，实施后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大批新兴领域的优秀人才。现在面临国际激烈竞争，为实现成为科技强国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造就一批有献身精神、目光远大、能执着甚至痴迷地追求科研目标的科学家。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回忆他的科学生涯时用“狂热的追求”（mad pursuit）来形容。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说过：“判断大学优劣的一个办法是看该校星期六晚上实验室的灯光是否亮着。”制定中长期规划时，应把人才培养和建设良好的科研环境作为重要内容。

　　高新技术的关键领域要有自己的、有创新的核心技术

　　对于高新技术，规划中需要也有可能制定比较具体的目标，并粗略地定出逐步达到目标的时间表。1983年制定印刷技术发展的专项规划时，已能预见到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淘汰铅字的时间表了，尽管那时还没有一套照排系统投放实际使用，很多人还不相信中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一技术革命。结果“告别铅与火”的目标提前实现了，1994年，在解决藏文排版问题之后，《西藏日报》成为国内最后一家丢掉铅排的省市级报社。

　　2002年我国手机销量占世界第一，PC机销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和全球第二，这是很可喜的；但遗憾的是手机和PC机的核心技术都由外国厂商控制，利润的绝大部分落入他们手中。另一方面要看到，国内巨大市场给我们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中长期规划中要把掌握核心技术作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规划中应大大加强对我国原创技术的支持力度。对于有重大前景的创新技术的投资，往往是一本万利的。在激光照排研制过程中国家给北京大学的拨款经费为一千多万元，而国产照排系统的累计产值约100亿元。现在移动通信领域内出现了有重大价值的源头创新，即北京邮电大学李道本教授发明的大区域同步CDMA，简称LAS CDMA。与传统的CDMA相比，LAS CDMA的频谱效率要高三倍，在同样带宽下容量将大得多，干扰也小得多，工程实现也比较简单。LAS CDMA技术已获98项专利，还有30多项专利正在审查中。该技术已经过准商用化的试验网的检验，确实性能比其他技术优越。LAS CDMA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化将使我国掌握移动通信技术的制高点，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对产值估计为一万亿元的移动通信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核心技术的创新是极端重要的，但只是支持技术创新还是远远不够的，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化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合。例如通信领域的重大创新就需要政府几个部门的协调、研发部门、制造商、运营商的紧密配合，才能真正成为大批量的产品。这些因素在制定高新技术的中长期规划时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2003年4月21日

　　　　　　　　　　　　　　　　　　　　　　　　　　　　　　　　　　　　　                            ———选自2003年8月12日《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