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同志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抓紧制定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对此我完全拥护，这使我联想起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当时集中了一批解放前和解放初留学回国的科学家，提出了若干重点发展的学科；接着高校内设立了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控制、核物理、工程化学等新专业，同时科学院一批新学科的研究所应运而生。这些有力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今天许多六、七十岁的优秀科学家和院士就是在十二年规划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同时也出现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科技成就。十二年科学规划尽管受到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的干扰，但其历史意义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的形势与1956年时完全不同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基础研究要确定重点发展方向，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有些基础研究领域是无法预测和规划的，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上是一位科学奇才单枪匹马完成的。尽管他也吸取了前人的科研成果。但大多数基础研究是可以事先确定战略方向的，是可以制定规划的，当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研究的进展和变化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下面举例说明。

　　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出了25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该实验室的正确选择方向有很大关系。第四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卢瑟福在年轻时选择了核物理方向，后来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人。在他当主任期间支持了他的助手阿普尔顿研究无线电收发的机制，结果阿普尔顿发现了电离层而获诺贝尔奖。第五任主任布拉格断然决定停止他的恩师卢瑟福开创并在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核物理研究方向，当时遭到一批人的痛骂，一些骨干纷纷出走。布拉格的回答是：“我们已教会世界如何搞核物理，现在我们应教他们学点别的什么了。”布拉格支持交叉领域两个年轻的科学怪才：帕茹茨用X-光谱研究血红蛋白，开辟了分子物理学；马丁·赖尔用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发现了脉冲星而获诺贝尔奖。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科学发现———DNA大分子双螺旋结构是克里克和沃森提出的，得到了布拉格的有力支持。20年后当时痛骂布拉格的人纷纷赞扬他的远见卓识：卢瑟福开创的基本粒子研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大型加速器，英国无此财力，所以研究的重心必然转移到美国；而布拉格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一系列的交叉学科新方向，取得了巨大成功。

　　上述事例对我们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启示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选择中国有优势、前景大或者是交叉学科的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作为基础科学的数学也是可以规划的。1900年8月，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德国希尔伯特（D.Hilbert）提出了23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现代数学的许多领域，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大促进了20世纪数学的发展。自1936年到1974年间，获得菲尔兹奖的20人中至少有12人的工作与“希尔伯特问题”有关。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希尔伯特这样的世界级帅才，但中国出色的数学家不少，集思广益，定能正确制定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