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杰出人才一般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

　　黄昆先生于1945年初25岁时，就在国际顶尖杂志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1946年27岁时提出了“黄散射”（20年后被实验证实），1951年32岁时完成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Born）合写的《晶格动力学理论》。当时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书稿内容已完全超越了我现在的理解，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俩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黄昆于1951年创造高峰期回国，可惜回国后的头27年中北大没有给他创造好的环境。

　　“周光召威震杜布纳”（杜布纳指前苏联原子核研究所）是50年代末周光召30岁时的事情，当时有的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为了国家利益，周光召毅然放弃了很有前景的方向，投入两弹的原理研究，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数学家姜伯驹院士于文革前28岁时创建了“姜群”，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文革期间周培源先生公开反对所谓的“两个基本估计”，他引用“姜群”为例，说明解放17年来培养的知识分子是优秀的，科研是有重要成就的。

　　北大张恭庆院士，曾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过45分钟报告，这在我国数学家中是不多见的，是很高的荣誉。张恭庆是我中学和大学同级同学，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数学才华；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在文革困难时期坚持研究方向，做出不懈的努力。

　　现年39岁的中科院金属所所长卢柯，是中国最年轻的两位院士之一，28岁时任研究员，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他后来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技术奖，可能是获该院技术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各类奖励（包括数学、物理等领域）的最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卢柯的论文被引用13000余次。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技术奖设立较晚，上世纪90年代初刚设该奖时，谢希德先生曾两次推荐我申报技术奖，均未批准。

　　四、给杰出人才创造优越和宽松的科研环境

　　 对于已有充分证据确认是真正杰出的人才，建议采取十二字的政策：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

　　 1、给足钱

　　 对于杰出人才领导的团队，稳定地先给予5年的经费支持，不要让他们为经费而四处奔波。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往往痴迷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攻关”能力，但往往缺乏“公关”能力，而后者是获得经费，有时甚至是骗取经费的重要因素。

　　丁肇中获得经费的办法很简单，他绝不会承诺他的研究一定会有什么成果，他只是对政府主管经费的人说：“假如你在我这个领域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他；假如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我。”

　　 2、配备人

　　配备优秀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创造条件使他们能招到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尚远，但中国人口众多，不乏一流的、潜力很大的大学生，中国中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屡屡获奖就是很好的证明。华人中唯一获得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的姚期智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已定居并任职于清华大学，他对清华大学学生水平的印象很深，认为并不亚于西方名牌大学。多年来流传下面的说法：中国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质量最高；硕士生差一些，因为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大多出国了；博士生相对更差，因为很多优秀的硕士毕业生也出国了。我想这一现象会逐步好转，硕博连读的做法也有助于提高博士生质量。

　　 3、少评估，不干预

　　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沃森，在他从事此项研究过程中，他所在的剑桥分子实验室从未要求他们填写过研究进度报告或者考绩表。
证明费尔马大定理的怀尔斯（Wiles）1981年28岁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8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84年升任讲座教授。当时他已被公认为解决难题的能手，此后不久他就面壁九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于1994年最终证明了费尔马大定理。一个教授八年不写一篇文章而没有受到任何考核的干扰，这是杰出人才最需要的宽松环境。杰出人才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进度比任何外人都关心，都着急，所以领导大可不必操心。

　　对于大学教师和科研单位进行业绩评估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管理的一种手段。但是任何评估体系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对于不同学科、特长不同的单位要区别对待，绝不能一刀切。我对有些大学实行的“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不能当博士生导师”的做法一直持不同意见，因为照此规定，中国光学机械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就不能当博导。王大珩在英国取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后，按他的才能，本来是容易得到一个博士头衔的，他却偏偏到公司工作，从事光学机械方面的实际工作，并获得了专利，而这恰恰是中国光机事业发展最需要的知识。我认为他当时的选择是很对的，是有远见的。王大珩先生是那一代留学生中不多见的只有学士学位却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大学的物理基础与光学机械实践相结合，是别人不具备的知识积累，也是王大珩日后施展才能的基础。他回国后创建长春光机所，坚持光机实验工厂必须与研究所在一起，以便理论与应用更好结合。王大珩领导的研究集体，为国防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人才。二十多年来北大毕业后去美国的不少优秀人才也没有去奋斗博士学位，但取得了优异成果。

　　 对于有非凡特长的个人或单位，要忽略他们的某些短处。华罗庚、贾兰坡均未上过大学，慧眼识英才，他们才取得卓越成就。爱因斯坦考大学时化学不及格。黄昆1944年留美考试时语文只得了24分；留英考试时，作文只写了三行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但居然被录取。假如当年清华大学校领导没有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十几分，但英文、语文异常出色的钱钟书，可能中国就少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了。

　　中国需要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也需要能横扫世界市场的创新的高科技产品。要达到这些目标，一定要有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特别是要给优秀的年轻人成才和建功立业的机会。

　　　　　　　　　　　　　　　　　　　　　　　　　　　　　　　　　　　　　　　　　　　　　　                                     2004年9月20日

　　　　　　　　　　　　　　　　　　　　　　　　　　　　　　　　　　　　　　　　                           ———选自2004年10月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