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研究的目标

　　 基础研究的最高成就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并开辟有深远意义的新领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均属这种百年一遇或五十年一遇的伟大成就。像杨振宁等六位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和数学家陈省身的贡献，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科学家所望尘莫及的。中国科学家将来一定能得诺贝尔奖，但获奖时间很难预测，关键取决于科研体制、氛围、风气、杰出人才，尤其是杰出的年轻人成长和脱颖而出的环境。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应该有高的目标，即追求科学上的发现和源头创新，并为此作长期不懈的努力。基础研究重要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在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有大量正面的引用，或者有人沿此方向做出新的探索和突破。这也可以作为成果评估的主要依据。例如黄昆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有8000多次引用；王淦昌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证实中微子存在的方法，但在国内无法实现，只得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结果美国人看了文章用此方法做出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技术科学的最高成就是深刻影响工业界和人们生活的重大发明创造。例如获诺贝尔奖的五项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激光器、ＣＴ、核磁共振就是典型的技术科学重大成就。原创性的重大技术成果最终必然是推广应用和大量进入市场，甚至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评价技术科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例如200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核磁共振，发明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2年评奖时已有2.2万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在世界各地使用，受过医学检查的人数达6000万人次。有时产业化并不是由发明者及其所在单位完成，但只要最终深刻影响工业界和市场，人们不会降低对重大发明者的评价。

　　 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内，特别是像通信、计算机软、硬件和计算机应用这种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一项创新技术对工业的影响、是否推广应用和大量进入市场应该成为评价成果的最重要标准。自主创新的技术，转化成商品，表现出很好的性能价格比，在中国市场上居领导地位，应该成为科研的重要目标。当然更高的目标是把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批量打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一个科研单位能做到这点是很值得自豪的，也应得到很高的评价。但国内的科研环境、评估标准、提职称条件等等往往并不鼓励这种目标。对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有时仍把SCI、EI的文章数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是很有害的。

　　 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每年呈上升趋势，但仔细一分析，大部分均为外商在华企业，或外商独家掌握核心技术的合资企业的出口；有些中国企业采用国外的核心技术，经过局部改进，加上良好的管理和较低成本，其产品也进入了国外市场。但最缺乏的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并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SCI、EI的文章数近年来迅速攀升，这是好现象；但也要看到得到大量引用的、高水平的文章数量增加不多。我看到过一个年轻人能把一项既无理论价值、又不可能实用的“成果”写成多篇SCI文章。在国内计算机SCI、EI杂志上常能见到“三无”文章：即文章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认真阅读、不会有人引用、不会转化成实用系统。

　　二、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诺贝尔奖只是个副产品

　　 贝尔实验室的方针

　　贝尔实验室是研究通信技术的应用科学研究中心，其主要奠基人尤厄特提出了“应用创造性的科学知识于技术发展”的方针，把高技术和新产品看作贝尔实验室任务的核心，而诺贝尔奖只是个副产品。恰恰是这种方针，产生了11人次的诺贝尔物理奖。

　　为了未来长远市场的需要，贝尔实验室需要发明取代电子管的新器件，为此花了10年时间，终于在50年代初发明了晶体管，这是后来集成电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重要基础。

　　中国现在还没有像贝尔实验室那样高水平的应用科学研究单位，但贝尔实验室的目标、方针值得我们学习。丁肇中曾经说过，“把获诺贝尔奖作为科研目标是很危险的”。在应用科学领域内，不能把获奖、SCE、EI文章作为目标，而应该有持续奋斗十多年，不断创新，最终使高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雄居榜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