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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选语录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

  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要善于“延迟满足。”

  当人们对一个新的构思说“Can't do”(做不成)时,最好的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

  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

  我的座右铭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

  “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骏。

  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但如果长期“价廉”,可能会不再“物美”,要在报酬上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

  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试谈科研成功的因素(2)


  三、具备同时代大多数人所没有的多方面知识和经验

   王大珩先生于英国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后,并未再攻读博士,而进入一家英国企业从事光学机械的实践并取得发明专利。与王大珩同时代的物理学博士不少,但既有深厚物理学基础又有光学机械实践的中国科学家极为罕见。正是这种知识背景使王大珩先生成为中国光学机械事业的奠基人。 我曾谈到过我一生中八个重要抉择,我并未把“选择照排项目,并提出正确的技术路线”作为我最重要的抉择,却把1961年我24岁时,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两者结合的研究”列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当时Software(软件)这一名词在英文中还未出现,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同时具有软硬件两方面知识、尤其是在两方面都有动手设计和实现经验的人很少。正是这种背景,使我能提出激光照排的独特方案。七十年代初,具有英语听力和能快速阅读英文文献的科技人员也并不太多,而短期内阅读大量文献使我很快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七十年代在北大之前有五个单位从事照排研究,大多选择了国外已淘汰的方向。改革开放前,很多科技人员埋头研究了十几年,后来发现全部落入外国专利的权项范围内。

   04型程控交换机是我国第一台产业化的大型程控交换机,其设计人邬江兴(2003年被选为工程院院士)有过大型计算机分布式操作系统的研制经验,介入通信领域后,他把程控交换机的许多硬件模块变成软件模块,降低了成本,从而在外商垄断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情况下杀出一片天地。尽管他创办的巨龙公司被华为和中兴超越,但04机鼓励了中国企业敢于向外商挑战。

   用友靠财务软件起家,其创始人王文京大学的专业是财会,后来掌握了计算机软件,而那个年代精通财务的不懂软件,软件专家又不熟悉财务。王文京主持的财务软件市场上位居榜首,用友公司也因此壮大。

   海归创业的中星微公司研制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第一,董事长邓中翰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1992年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后来成为伯克利130年历史中第一位拿到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博士和经济学硕士三个跨理、工、商学位的人。他的经济学老师中有两位获诺贝尔奖,电子工程的导师则是伯克利分校校长、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外藉院士田长霖。邓中翰后来又在IBM和SUN公司从事顶尖的芯片研发工作。陈省身先生讲的四个“正确”,邓中翰似乎都做到了。他的这些背景和知识积累是十分可贵和不多见的,加上他为人谦和,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使中星微的优秀团队作出优异的成绩,“星光”芯片被信息产业部评为2004年度重大技术发明。

   理工科和MBA双学位,加上研发和企业管理两方面的实践,将会产生一批中国优秀的科技企业家。当然科技企业家也可以不懂技术,只要高度重视技术就可以了,IBM的郭士纳和华为的任正非就是不大懂技术但十分重视技术的优秀科技企业家。

  四、远见和洞察力是能否抓住机遇的关键之一

   中国人多地少,迫切需要提高水稻亩产量,这一历史机遇被袁隆平抓住了。当时绝大多数农学家不相信水稻杂交有产量优势,唯独袁隆平凭他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水稻杂交有产量优势,并为此持续奋斗,最终成为“水稻杂交之父”。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项成就是五十年代末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完成的。第一获奖人是王淦昌先生,第二获奖人是2004年初去世的丁大钊院士。丁大钊在他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发现过程,特别强调了王淦昌先生的远见卓识。王淦昌认为他们利用的杜布纳的高能加速器是世界上能量最大的,而这种能量领先的情况只能维持几年,因而他充分利用了这一加速器世界领先的能量,提出了发现新粒子和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规律的正确课题,并要求和督促研究组成员开足马力工作。李政道先生后来评价说:“联合所的那台加速器上以王淦昌先生的发现为最重要的贡献。”

   对王淦昌先生当时的这种紧迫感我深有体会。1984年底当华光II型激光照排系统在新华社印厂准备试生产时,我强烈感到华光II型无法大量推广,必须加快新一代系统的研制,新系统必须在1988年表现出压倒性的技术优势,必须在1991年前先声夺人,大量占领中国市场,否则就会失掉市场的最佳机会。

   机遇往往是一瞬而过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后来我发现有些原始创新的优秀成果就因为商品化过程太长而失去市场的应有份额,甚至被别人后来居上。

  五、向胜利者学习,也要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本文一开始就提到,沃森主张“向胜利者学习”,他还说“因为向胜利者学习才能越学越聪明,而向失败者学习只会越学越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是十分重要的。

   开创小型机王国的DEC创始人奥尔森,开辟文字处理机时代的王安,曾被比尔·盖茨誉为“技术和市场结合的典范”,也是他学习的榜样。奥尔森和王安晚年犯严重错误,错过了PC机时代,这一教训也使比尔·盖茨引以为戒。他曾说过:“我决不会像奥尔森那样贪恋到67岁才退下来”,他还说过:“假如王安不犯错误,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比尔·盖茨了。”

   在照排领域内,国外一些著名厂商的错误曾深深震撼过我。1976年发明激光照排机的英国Monotype公司后来错过了“字形轮廓描述”的潮流;1965年发明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的德国Hell公司,八十年代在转向激光照排时错过了“栅格图像处理器RIP硬件大大简化”的潮流;日本写研的第三代照排机八十年代曾占日本市场70%,但错过了“激光照排”和“PostScript开放系统”两大潮流。

   高新技术领域风云变幻,新技术潮流不断涌现,每次新潮流都会使一批公司衰败,也会使一些企业成为黑马,后来居上。任何技术领先都是暂时的,比尔·盖茨的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很值得我们深思。一项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形成新兴产业是“九死一生”的过程;而要让产业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兴旺又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过程。只有始终充满危机感才能生存。

 

                                                                               2005年3月21日

                                                            ———选自2005年5月16日《北大方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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