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名教授，今年65岁。感谢国家和人民给予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崇高荣誉，这是对我和同事们几十年科研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最大激励，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我把这些年来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领域从事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的体会和经验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一、 充分的知识储备是成功的前提

　　 1954年我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大学二年级选专业时，我看到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把计算技术列为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又了解到计算机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神奇的作用，我想，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于是选择了当时被视为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扎实的数学基础对我后来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开始几年，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也阅读国外文献。五十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我试图寻找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为此1961年我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通过对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究，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发现只有了解了软件，才真正懂得计算机。高级语言、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以及微程序语言是三个不同级别的语言，贯通这三者，必然会在体系结构上有创新的构思。当时我感到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的思想。这种信心和软硬件两方面的实践是我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

　　 在从事上述研究的过程中，我大概看了近一百篇国外文献，以后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1963年初我开始锻炼英语听力，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连续二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我反映速度明显加快。“收听敌台广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的一条“罪行”，因为文革前这样做的理科教师很少，因而显得情节严重，但对我当时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的作用。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扎实的数学和英语基础，加上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成为我日后取得成果的重要前提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