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方正已成为年营业额近60亿元的大型高科技企业。前几年，高校中有一种说法：校办企业小了要赔，大了要跑。意思是，当校办企业大到一定规模、有了盈利后，老想脱离学校母体，从而避免上交。北大方正是中国最大的校办产业，累计已上交北大1.5亿元。十年来方正领导成员和骨干中很少有脱离北大的倾向，原因在于我们懂得，北京大学是方正起家和发展的不竭源泉。

　　北大精神对方正的影响

　　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严谨的科学作风、喜欢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和兼容并包的传统直接影响了方正的发展。

　　我于1954年进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任一年级三门主课的老师是江泽涵、程民德和丁石孙，也即最好的教师讲基础课（可惜这种优良传统现在没有很好继承下来）。大学期间学到的基础知识和在北大环境中养成的严谨作风使我终身受用。1958年我毕业那年参加了北大一号（改进型）电子计算机和红旗机的研制。这两台计算机的主设计师是张世龙先生。那时他还不到30岁，是国内自己设计完整的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先驱者之一。这种敢为人先的北大精神对于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我，无疑是一种鼓舞，也激励我在毕业三年后的1961年，在国内最早走上了软、硬件相结合研究的学术道路。数学基础和软硬件两方面的第一线实践经验，才使我能在1975年提出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和作出了"跳过第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决策。六、七十年代我被别人说成"喜欢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是受了北大这种风格的影响，现在方正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在北大这种精神的熏陶下，力图在一个领域内成为"龙头老大"。

　　北大方正室主任、部主任以上的骨干人员大多是北大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北京大学是方正用之不竭的人才库；近年来清华、北航、北京理工大、北师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工大、西安交大、大连理工大、华中理工大等校的优秀毕业生逐步成为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的骨干，这里很少有门户之见，也没有什么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在方正内部得到了发扬光大。
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利润相结合

　　北大的传统风格中也有一些与现代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相适应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科学技术与市场的脱节。1978-1986年期间，我们致力于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努力使激光照排科研成果商品化，当时在北大内部不少人并不理解，我们可以说是逆流而进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风格弥补了北大传统的不足之处，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德国《明镜》周刊以《这里创造未来》为题，说"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最富创造力的发明家大学，学院的师生走在现代科学的最前沿，他们在这里创造美国赖以占领全球未来市场的科学知识"。"几乎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像它那样把科研和市场营销、学术上的远大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激励麻省理工学院师生不断向前的是由学术抱负、先锋精神和企业家欲望混合而成的校风"。不仅麻省理工大学如此，美国很多一流大学是把"诱人的尖端技术及与其相称的利润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商业周刊》评论说："真正使斯坦福大学独树一帜的看来是很有感染力的企业精神"，"研究与生产的差别几乎已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1986年北大新技术公司(北大方正前身)创立之初，校内也有一些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大学只应做研究，不宜办公司。学校创办高技术企业也许是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一个创举，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只有采取"顶天立地"的方针才能达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目标，国务委员宋健1998年1月20日在《北大方正1997年工作汇报》上作了如下批示：

　　北大方正，十年努力，已成为我国高技术支柱产业之一，对中国信息处理产业，别树一帜，取得了惊人成就，值得大力表扬。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中，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大院大所（如中科院）和高校是不可替代的力量。校办产业的做法，至少应该坚持20年。今天我接待了法国《科学研究》杂志主编（该杂志与英国《Nature》和美国《Science》并列为世界三大科学刊物）纳雄，他昨天去北大、清华，也看了方正。他对校办产业方针和效果极力赞扬，认为是中国的创举。他说，法国的大学应向北大、清华学习，克服历史传统上的保守倾向，云云。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高科技领域内，要特别注意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北大方正之所以能够吸引和稳定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才，除了从事的项目能取得领先的成果和进入国际市场，产生成就感外，经济实力是重要的因素。Ｒ＆Ｄ费用每年还要不断增长，显然靠国家拨款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销售利润，所以不能带来利润的学术抱负是很难得到有力支持，也是很难实现的。

　　1995年北大方正开始策划进入日本市场，1996年成立了全资的日本方正分公司，总经理由1989年北大无线电系的毕业生担任，现已有30多名日本员工。我们选择日本市场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因为让具有远大学术抱负的青年科技人员"出彩"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放在最前沿的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而发达的日本市场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
培养团队精神和加强管理

　　北大人才济济，但有份量的、能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还不够多，与北大的人才优势很不相称，究其原因，团队精神不够和管理较弱恐怕是原因之一。其实这是北大的老问题了，1923年底，当时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指出了北大能够兴旺的两大原因：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接着又指出，"我们有了这两种特点，因此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技术学科领域内，对工业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大多是一个大集体中的很多小组协同攻关完成的，这一趋势今后将更加明显，上述两个缺点将使北大在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失掉机会，并严重滑坡。美国大学的榜样给我很多启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AC项目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MAC即Multiple-Access Computer的缩写，该项目预见了未来大批用户通过网络共享计算机信息的前景。麻省理工学院对参加MAC项目的人员的要求是：有才华的talented、专心致志的dedicated和忠于该项目的loyal to the project。这三点要求也成为我在从事激光照排系统中组织队伍时努力追求的标准。斯坦福大学八十年代从事的"集成系统"项目更是集合了该校几个系共300多人协同攻关。1976年"北大七四八工程会战组"成立之始，我们就强调了团队精神，并努力加以实践；今天北大方正企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就是"创新精神与团队精神的结合"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与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结合"，北大方正的几百位中层干部正在大力实践和发扬这种精神。

　　培育团队精神的关键是技术带头人和骨干，要使方正的事业与一批骨干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并使大家通过实践懂得：只有靠几个研究室的一大批优秀的研究开发人员的通力合作，靠研发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紧密配合，方正才能成为信息产业某一领域的龙头老大，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八十年代我们主要依靠一批中年教师的奋斗和奉献，使出版系统的性能超过同类产品；八十年代末以来方正的每个成功的新产品都凝聚了一批年轻的技术带头人和骨干的才华和心血，没有关键人物，就没有关键产品。以技术发家的企业，在成长初期技术的作用常常是第一位的，但进一步迅速发展时管理会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没有良好的管理，产品会定位不准确，研发周期会得不到控制，有些技术很好，有所创新的产品会因为不贴近用户而不受市场欢迎。

　　1998年夏方正技术研究院的规模将达到600人，其中包括一批很优秀的年轻人才。假如由于管理方面的缺陷，大家加班加点、辛勤劳动的成果在市场上不见效的话，积极性会受到严重打击，方正的竞争优势和利润也会下降，最终员工的待遇也会受到影响。严格的科学管理与宽松和谐的气氛并不矛盾，两者都是为了使开发人员的才能得到发挥，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竞争力强的产品，从而获得高效益。看到年轻人出彩是最高兴的事，方向错误或管理不善而浪费优秀人才的青春年华则是最痛心的事。

　　1995年7月北大方正领导班子换届，张兆东（现任集团总裁）主持日常工作，公司的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1996年方正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肖建国教授（40岁）担任技术总管，主持研究开发的管理工作。他有近十年从事出版系统研制的第一线经验，成功地主持过报纸组版系统和彩色系统两个大项目的研制工作，在研究开发、商品化以及与用户、市场紧密结合方面有不少切身体会。这些背景使他在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内部管理得到明显改善，与销售部门的配合更加紧密，并将以ISO 9000为目标，促进整个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近。北大方正不久前被国家批准为六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于世界五百强之林，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公司。我们在管理方面的不足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严重障碍，今后除了要吸引、培养和造就一批年轻的技术带头人和骨干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有技术背景的管理能人。

　　在世纪之交我们迎来了百年校庆，在祝贺北大过去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不足，只有不断变革、开拓进取，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

　　　　　　　　　　　　　　　　　　　　　　　　　　　　　　　　　　　　　　　　　　　　　　　　　　　　　　                                    1998年2月17日
　　　　　　　　　　　　　　　　　　　　　　　　　　　　　　　　　　　　　           ---选自《王选谈信息产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